说艺术界人士和藏家们全年公私交伴的出行日程是根据各大艺博会举办时间来安排的毫不为过。今年9月瑞士的巴塞尔艺术展过后,伦敦弗里兹艺博会(Frieze London)和弗里兹大师展(Frieze Masters)的举行将国际藏家和从业者再次聚到了伦敦。
以往在展会和周边活动上,西方艺术界人士谈笑风生和“尬聊”的破冰话题几乎都围绕着两个可以完美形容这段时间奔走于展会间的人们身心状态的、以“F”开头的英文单词展开——一个是“FOMO”(Fear of Missing Out,错失的恐惧),另一个是“Fairtigue”(奔走于展会产生的疲惫)。在艺术活动陆续恢复的后疫情时代,想必“fairtigue”是无医可治、却让人乐在其中的国际艺术界和精英阶层通病的一种。而“FOMO”却因身份和关注点的不同,使”患者“各有各的焦虑。
担心错失什么呢?在外行人眼里,赴约艺术周期间的活动不过是赶场一个个喝酒闲聊的派对、或是在社交媒体上打卡、告诉人们自己“Been there, done that, still relevant, still cool”的行为。可若看透了这个行业就会知道,伏案坐班才不能转化成钱,若非是靠才华吃饭的艺术家,从业者久战杀场靠的就是两件利器——一个是资讯(information),另一个就是关系(connection)——人脉和业绩真的是可以“玩”出来的。
对于我,社交的焦虑来自于要去追赶和挖掘内行人不会在正式访问中向媒体人透露的“内部信息”——当那些带着投资心态、寻找具有上升潜力的年轻艺术家作品的买家在媒体上读到一个艺术家资讯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扶持这些艺术家的一级市场画廊早已开始有选择地分配这位艺术家的作品、优先机构和大藏家。
所以,信息是可以变现的么?当然可以!但前提是要有点经验积累,对市场把握好、判断准,更重要的是下手快!一旦开始买,就算从几千到几万的年轻艺术家作品开始,艺术博览会期间的“FOMO”就会从错失社交机会的焦虑变成错失下一个“市场宠儿”作品的焦虑,当看到某位自己没有早下手的艺术家价格已经翻倍上涨,并且在一级市场画廊不再买得到时,错失的“焦虑”会变成错失的“痛苦”(pain of missing out)——但恭喜你,这种“fear”和“pain”是戒不掉的“收藏瘾”的开始,你不一定会因此发财致富,却能体会到置身于一个不按理出牌的、疯狂的圈子的乐趣。
最近,艺术市场中又有一件无比疯狂的事情:本月14日,伦敦苏富比当代艺术拍卖夜场上Banksy 的作品《垃圾桶中的爱》(Love in the Bin)以 1680万英镑成交,这个价格是三年前成交价的16倍——而当时,这件作品就因在成交一刻被碎纸机搅碎而引起了一片轰动。可毕竟负担得起1亿5千多万人民币的人还是少数,凡人如你我仅是看个热闹而已。
但如果你去留意一下拍场中几位年轻艺术家的成绩和他们在短期内市场蹿升的故事,你就能感受到艺术市场中年轻血液的无限能量,也会为其中的机遇感到跃跃欲试或躁动不安——如果你在一两年前以一万英镑左右的价格入手他们的作品,现在再拿到二级市场上去已经能疯狂翻倍。
拍场中,1990年出生的年轻艺术Flora Yukhnovich的作品《I’ll Have What She’s Having》估价为6万至8万英镑,最终以225.35万英镑、超过一级市场价格50倍左右的高价成交,这还是Yukhnovich作品在苏富比夜拍中首次的亮相!早在二级市场流通之前,她的作品就很难在一级市场拿到,是短期内变得格外枪手的典型。在去年被Victoria Miro画廊正式代理之前,业内人就称她是“小塞西莉·布朗”,其融合了抽象和巨象风格的画面和致敬古典大师绘画的题材极具个人特色。
在去年Victoria Miro威尼斯的展览开幕前,大幅油画预留给了已有藏家,但如果你努力一下,还是能拿到几幅价格在几千磅的纸上作品,要知道,如今再到一级市场拿货已几乎不可能。在富艺斯(Phillips)拍卖行的夜拍中,她创作于2018年的作品《Tondo》估价在4至6万英镑,却以估价10倍的价格52.92万英镑成交。我个人觉得,这幅作品论质量很一般,虽然专家称这幅作品为她日后的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调,但画中体现她技法都还不太成熟。但一级市场没有希望拿到她的作品,在二级市场还是有人疯狂争抢,因而在15日苏富比的日拍中,她的纸上作品也已高出一级市场价格30倍的价格成交(成交价47880英镑)。
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在短期内就被上拍并以大大超过估价的价格成交对“倒爷”们来说或许是件乐开怀的事,可对长期主义的藏家、艺术家和画廊来说并非是件好事——这很可能是有人在背后操控、炒起来的价格,二级市场的火热并不能完全作为衡量一个艺术家市场走向的标准,且艺术家未必能短期内有足够的作品支撑现在的市场。Flora Yukhnovich的市场走向还有待观察,不过她和其他一些因一级市场过火而导致二级市场疯狂的年轻艺术家的拍卖战绩确实成为了弗里兹艺博会后人们聚会上的一个话题。
弗里兹艺博会VIP预展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了Claridge’s酒店里德意志银行为英国艺术家Annie Morris和Idris Khan举办的一个小酒会。二人可谓是城中最红的艺术家“Power Couple”,Annie Morris的新作正在Timothy Taylor画廊和弗里兹雕塑公园(Frieze Sculpture Park)展出,而Idris Khan的作品伦敦弗里兹艺博会和弗里兹大师展德意志银行的贵宾室中亮相。
Claridge’s酒店是每年国际藏家在弗里兹艺博会期间喜欢入住的地方,The Painters Room是新开的酒吧,这里可谓是一间Annie Morris的房间——墙上的作品是她为此量身创作的壁画,中间还悬挂着她运用自己纸上作品中经典人物图形和雕塑作品中标志性色彩创作的玻璃装置。
Annie Morris算是一位让我感到“Pain of Missing Out”的艺术家——早在2019年她尚未被Timothy Taylor代理、受到亚洲藏家的广泛关注之前,我访问过她的工作室。当时她早已与多位艺术顾问合作,作品在欧洲藏家圈很受欢迎,巴黎的克利翁饭店和Louis Vuitton旗舰店都有她彩色球雕塑的身影。签约Timothy Taylor画廊后,她作品的排队等候名单迅速增长至250人以上。
如今,拿到Annie Morris的作品非常难,分配作品给“对的藏家”更像是一个很势力的“权利游戏“——新展开幕,画廊收集藏家的兴趣,然后开会讨论该把作品分配给谁。这种操作对艺术家而言是为了良性运作市场,把作品分配给机构或知名藏家,而非无名小卒或马上会将作品倒卖赚钱的人。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体系对新藏家很不友好,对于他们和专注于上升期艺术家市场的艺术顾问而言,共同问题就是:作品买得起,却买不到。
弗里兹艺术周的周边所见让我感受到“young blood”(年轻血液)市场的强劲,然而最传统的市场运作模式却仍然是难以被颠覆的游戏规则——在短期内蹿升的一批年轻艺术家受到带货藏家的力捧,加倍带动了新藏家群体入场,促成了市场的火热。眼见的例子包括今年黄勖夫在X美术馆推出的Issy wood和Christina Quarles两位在西方市场已很热的艺术家展览。黄勖夫本身的流量让更多的新一代买家关注到了这两位艺术家,而藏家若没有拿得出手的收藏,也很难买到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今年的伦敦弗里兹艺博会上,伦敦的Carlos/Ishikawa画廊推出了Issy Wood的个展展位,作品早在预展前就全部售出。
今年的伦敦弗里兹艺博会上,我在Karma画廊还看到了一幅开展前就预留给机构的Henni Alftan作品。Henni Alftan是去年我从与艺术圈朋友的闲聊中得知并开始关注的一个艺术家,她带点“北欧性冷淡风”的作品有一点像亚历克斯·卡茨(Alex Katz),也有一点Julie Curtis作品的影子。在去年秋天刚刚签约纽约的Karma画廊时,仍有可售作品,现在只要她有新作推出,画廊会首先预留给机构和现有藏家。
这让我想起另一位使我感到“Pain of Missing Out”的艺术家——Dominique Fung。早在她因artnet新闻近期的一篇专题报道而受到更广泛关注之前,我在伦敦的Mamoth画廊的2020年2月的首个群展上就了解到她,当时她展出的一幅大型作品价格在8000英镑左右。几个月后,Nicodim画廊参加上海ART021,展位上呈现的便是Dominique Fung的个人项目,不过在展会开幕前,她的作品就已经分配给了已有藏家——Henni Alftan和Dominique Fung都是在一级市场非常难买的年轻艺术家典型,仅一年的时间,二人的作品就从一万美元左右的价格升值翻倍。
洛杉矶的画廊Night Gallery在弗里兹伦敦上带来了Jesse Mockrin的作品,也在预展前售出。许多国内藏家可能是通过北京SPURS Gallery推出的群展“Therefore, I Am”了解到这位艺术家的作品。来伦敦参展弗里兹的SPURS Gallery合伙人贾伟向我透露,那个展览中展出Jesse Mockrin正是和Night Gallery的合作。现在国内画廊和藏家也在找西方年轻艺术家作品,问题是西方年轻艺术家太火,如果艺术家在西方市场能被消化,作品就不太能轮得到中国的新藏家。贾伟透露,国内画廊想签约一位好的西方艺术家也会遇到难点,未来的趋势是会有更多的画廊做跨国合作展,相互在不同地方推广——例如,Night Gallery也展出了SPURS Gallery代理艺术家宋琨的作品。
伦敦的Unit London画廊在弗里兹艺术周前开幕的群展 “Song of Songs“中也有一件Jesse Mockrin的作品,据画廊主Jonny Burt透露,这件作品是展览最早卖出的一幅。
Unit London是一间最初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的画廊,成立之初,画廊立志为打破艺术圈原本排他的高冷印象、用零售业那种对每位客人一视同仁的态度服务走进画廊的人们。除此之外,两位创始人也非常懂如何在传统艺术圈凿关系人脉。有从刚刚入场的买家、艺术爱好者和大众那里获得的流量,又有圈子里传统势力中具有话语权的藏家的支持,Unit London其实并不愁卖,但却也有每天不得不妥协的“两难境地”——Jonny Burt表示,当画廊知名度和业内地位日益提高,Unit London还是难以避免扮演画廊最传统的角色——推广艺术家。
既然推广艺术家,就要把作品分配给更有权力的藏家和机构,因此就难以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离画廊“打破传统壁垒、让艺术更接近大众、人人平等”的原则愈行愈远。所以说,如果想通过购买海外有潜力的艺术家作品来进行艺术品投资,还真的不过是对艺术行业玩法规则毫不了解的外行人的创业之梦而已。
有时,带着“买作品就是期望它升值”的心态找年轻艺术家的作品,却因没早下手错过而懊恼,和找对象时错过了一个潜力股的感觉很像——当你意识到人家的价值和受欢迎程度后,已经配不上TA了,还不如带着点儿开放的、及时行乐、用于尝试的心态,多在业内好好交际、多逛各种类型的展览,靠灵通的信息和日渐积累的资源,寻找下一个潜力股!这是一个比欲望都市中的各种约会更有意思的游戏。
疫情后的首次线下弗里兹艺博会周边展现出了文化盛世般的景象,活动的频繁甚至胜过疫情前,隔离已久的人们更是有空前的参与热情。人们说,当下是一个新的“Roaring 20s”(咆哮的20年代),和百年前文化世界上演着现代主义打破旧传统的故事相比,当下的文化融合与破圈不断地打破着传统的界限和壁垒,过去的边缘变成了关注的焦点——比如黑人和少数族裔文化,弗里兹艺术周有许多展览都与此相关:高古轩推出了Antwaun Sargent策展的、探讨黑人社群和社会文化的“Social Works II”,佳士得也推出了庆祝黑人历史的展览“Bold, Black, British”。
这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在一个领域做到顶流就容易跨界、挑战传统领域的权威,跨界策展人是当下有趣的现象。Artnet前段时间推出的《艺术市场情报》中也提到,2020年代,策展人对藏家的影响可能比艺术经纪人更大。在“人人皆可做策展人”的时代,主办方找策展人合作,看重的还是两点——要么是有人脉,卖得了作品;要么是有流量,能引起轰动。
近期,苏富比亚洲就开设了电影导演王家卫策展的拍卖专场,与早前和周杰伦、T.O.P 的跨界合作类似,都吸引了新观众入场。这次伦敦富艺斯当代艺术拍卖也和英国说唱歌手KANO合作,推出了“KANO CURATES”单元,精选了11件作品,其中包括泰特美术馆永久性收藏中最年轻的一位艺术家Jade Fadojutimi(28岁)的作品《Myths of Pleasure》,这件作品最后以高出了估价十倍的117.2万英镑的价格成交。
伦敦苏富比的当代艺术日场拍卖邀请了NFT艺术家ThankYouX策展NFT拍卖单元。这位原名为Ryan Wilson的艺术家在苏富比的午餐会上向我透露,苏富比日场拍卖的专家找他策展这次拍卖,一部分原因是他本身就置身于洛杉矶NFT艺术家群体中,对他来说,召集这群艺术家非常容易,且拍品都是从艺术家手里征集来的一级市场作品。在一级市场画廊接二连三强强联手,以巩固二级市场业务的当下,拍卖行也积极以跨界、直接从艺术家手里拿作品的形式涉足一集市场——虽然艺术界一直有难以推翻的传统壁垒,但旧的势力若不懂如何与时俱进,也难以跟上时代的变化。
繁忙的艺术周总是有没来得及去看的展览,但也挖掘了一些新艺术家、了解了一些疫情后业界涌现的新的动作……这周还是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刺激。
艺术界永远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大胆做自己、若有闪光之处便会被放大欣赏的地方,也是一个时时刻刻会因自己是谁而被“等级分配”和审视的地方。艺术家通过作品试图去探索和挖掘人性的“善”,可市场和社交却又不可避免地时时考验着人人性的“恶”,但体验着多棱角的世界中各种事件的发生正是生活的乐趣。在不断的赶场中,从业者和艺术爱好者还可以提醒一下自己——与艺术世界相关的,还有另一个“F”开头的英文单词,那就是“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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